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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卡爾.波普 全集TXT下載 全本免費下載

時間:2016-08-17 00:21 /職場小說 / 編輯:白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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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決定論的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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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預測就是一種與其它社會事件相互作用的社會事件,其中包括與它所預測的社會事件的相互作用。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它預測可以促使這個事件的發生;但不難看出,它也可以從其它的方面影響這個事件。在極端的情況下,它甚至可以引起它所預測的事件。因為,如果沒有預測該事件,也許它本來就本不會發生。在其相反的極端情況下,對即將來臨的事件的預測可導致防止該事件的發生(因此可以說,社會科學家能夠透過故意地或不經心地不去預測它,來使之發生,或引起它發生)。在這兩種極端情況之間顯然會有許多中間情況。預測某件事的行,以及不去作出預測的行,都會有種種果。

顯然,社會科學家必須及時知這些可能,例如,一位社會科學家預測某件事,預知他的預測將引起它發生。或者他否認某種事件可以預期發生,從而阻礙它的發生。在這兩種情況下,他也許都遵守科學客觀的原則,因為他的確說的都是實話。但是,儘管他說了實話,我們也不能說他遵守了科學客觀;因為在作出預報(預報某事件將實現)時,你可能是按照他個人的喜好來影響那些事件。

歷史決定論者可能承認,這種情況多少是特意安排的,但是他將堅持認為,這種情況顯然在社會科學的幾乎每一章中都有。科學家的意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相互作用幾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種境況,在這種境況中,我們不僅必須考慮意見的真實,而且必須考慮它們對未來發展的實際影響。社會科學家也許正在努發現真理;但同時他也必定總在對社會施加一定的影響。他的意見確實起作用這個事實本就破了意見的客觀

我們迄今一直認為社會科學家確實努發現真理,並且純粹為了發現真理;但是歷史決定論者會指出,我們所描述的境況給我們的假定造成困難。因為只要偏和興趣對科學理論和預測的內容有這種影響,則能否判定和避免偏見就很成問題。因此在社會科學中幾乎沒有類似我們在物理學中遇到的那種時真理的客觀的和理想的探,就不足為怪了。我們必須預期在社會科學中儘量發現社會生活各種趨;儘量發現各種立場和興趣。人們可以提出疑問:歷史決定論的這個論據是否導致極端的相對主義,以致認為社會科學中只有成功——政治上的成功——才是重要的,而客觀和真理的理想全都不能應用。

為了證明這些論點,歷史決定論者可以指出,只要社會發展中某一個時期有某種固有傾向,我們就可期望發現能影響這種發展的社會學理論。因此,社會科學起著助產士的作用,幫助產生新的社會時期:但是在保守派手裡,它同樣能用來為阻礙即將發生的社會務。

這種觀點可能給人們提出,如果參照各種社會學說和學派與它們所處的特定歷史時期中普通存在的預測和旨趣之間的聯絡(這種方法有時稱為“歷史主義”,而不應把它同我所說的“歷史決定論”相混淆),或者參照它們與政治的、經濟的或階級利益之間的聯絡(這種方法有時稱為“知識的社會學”),就能夠對這些學說和學派之間的區分給予分析和闡明。

7.整主義

大多數歷史決定論者相信,自然科學方法之所以不能應用於社會科學還有更刻的緣由。他們爭辯說,正如所有“生物”科學,即涉及生命的科學一樣,社會學的研究不應採用原子主義的方式,而應採用現在稱之為“整主義的”方式。因為社會學的物件(社會集團),決不能被視為只是個人的集喝涕。社會集團,不僅僅是其成員的總和也不僅僅是在任何時刻在其任何成員之間存在著的個人關係的總和。甚至在三個成員組成的簡單集團中,也容易看到這一點,由A和B組成的集團在質上不同於由同樣數目的成員B和C所組成的集團。這可以表明,人們說一個集團有它自己的歷史,而它的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它的歷史(參閱上面第三節論“新穎”),就是這個意思。如果一個集團失去一些不那麼重要的成員,它仍然能容易地保持其質完整無損。甚至可以設想,即使一個集團的全部原先成員被其它成員所取代,它仍可以保持其許多原有的質。但是,如果現在構成這個集團的這些成員不是一個接一個地加入原先的集團,而是成立了一個新的集團,他們本可以建立一個十分不同的集團。這個集團的成員的個對集團的歷史和結構可能有很大的影響,但這並不妨礙這個集團有它自己的歷史和結構:更不妨礙它對其成員的個產生強烈的影響。

所有社會集團都有它們自己的傳統、自己的建構(institutions)、自己的儀式。歷史決定論聲稱,如果我們要理解和解釋集團的現在,並且如果我們要理解也許還要預知集團未來的發展,我們就必須研究集團的歷史,研究它的傳統和建構。

社會集團的整涕邢質(即這種集團決不能完全解釋為它們成員的單純集),說明了歷史決定論者關於物理學中的新事物(只是原有要素和因素的新組或新排列)與社會生活中的新事物(不可歸結為純屬新排列的那種真正的新事物)之間的區別。因為如果社會結構一般不能被解釋為它們的各個部分或要素的組,那末,用這種方法來解釋新的社會結構顯然絕不可能。

另一方面,歷史決定論堅持認為,自然結構可以解釋為純粹的“構象”,或僅僅是它們各部分及其幾何構形的總和。以太陽系為例;雖然研究它的歷史是有趣的,並且這種研究有助於說明它的目,但我們知,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狀與這個系統的歷史無關。這個系統的結構,它的未來運和發展,完全取決於其成員目的構象。只要知任何一個時刻其成員的相對位置、質量和量,則就完全可以確定了該系統的未來運。我們無需再知哪一顆行星更老些,或哪一顆是從太陽系之外被帶入該系統的。結構的歷史雖然也許是有趣的,但對我們理解它的運,它的機制以及它的未來發展卻毫無幫助。顯然,自然結構在這方面與任何社會結構迥然不同:即使我們對社會結構在某個時候的“構象”十分了解,但是如果對它的歷史沒有仔的研究,則我們既也不能理解它,也不能預測它的未來。

這些考察有地表明,歷史決定論與所謂社會結構的生物學理論或有機理論(把社會和活機類比來解釋社會集團的理論)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絡。據說整主義的確有一般生物現象的特徵,而且在考察各種有機的歷史如何影響它們的行為時,整主義方法被認為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歷史決定論的整主義論證往往強調社會集團與有機之間的相似,雖然它們不一定導致接受社會結構的生物學理論。同樣,認為存在著某種集團精神(作為集團傳統的載)這個著名學說,雖然其本不一定是歷史決定論的一部分,但與整主義觀點有著密切的關係。

8.直覺悟

迄今我們主要討論社會生活的某些特徵的方面,例如新穎、複雜、有機、整主義以及把歷史劃分為各個時期;按照歷史決定論的看法,某些典型的物理學方法是不能應用於社會科學這些方面的。所以,認為在社會研究中採取一種對歷史學較適用的方法是必要的。我們必須設法直覺地認識各種社會集團的歷史,而這正是歷史決定論的反自然主義觀點的一部分。這種觀點有時發展為與歷史決定論關係密切的一種方法論學說,雖然這種學說並非總是同歷史決定論結在一起的。

這種方法論學說認為,與自然科學的方法相反,社會科學的特有方法則是基於對社會現象的入認識。人們通常強調下列的對立和對照與這種學說有關。物理學的目的是解釋因果關係;而社會學的目的則是理解意旨和意義。在物理學中,可惜助數學公式對事件作出嚴格的定量說明。社會學則試圖較多地從質上去認識歷史的發展,例如用衝突的傾向和目的,或用“民族”或“時代精神”來理解歷史的發展。這就是為什麼物理學運用歸納的概括,而社會學則只能藉助聯想。正是由於這個理由,物理學能夠達到普遍有效的齊一,並把特殊事件解釋為這種齊一的例項,而社會學則只能足於直覺地領悟發生於利益、傾向和命運的特定鬥爭中的獨特事件及其在特定情況中的作用。

我建議區分直覺悟學說的三種不同的式。第一種式斷言,如果對引起某一社會事件的行分析,即如果知有關的個人和集團,知他們的目的或利益以及他們所擁有的量,就能認識這個社會事件。在這裡,個人或集團的行為被理解為符他們的目的——即擴大他們的實際利益或至少是他們想象的利益。在這裡,社會學方法被認為是用想象來推測有一定目的的理的或非理的活

第二種式走得更遠。它承認這種分析是必要的,以認識個人的行或集團的活為然。但是它認為,要認識社會生活,這種分析是不夠的。如果我們要認識某個社會事件的意義,例如某個政治行為的意義,那麼,光靠目的論的方式是不足以認識它是如何和為什麼引起的。除此以外,我們必須理解它的意義,即它的發生的重要。“意義”和“重要”在這裡是什麼意思呢?從我所說的第二種形式的論點來看,回答是:某個社會事件不僅產生某些影響;也不僅遲早導致其他事件,而且它的出現本就改許多其它事件的境況值(situational value)。這個社會事件創造了一種新的境況,要在該特定領域內對所有物件和所有行為行重新定向和重新解釋。比方說,為了理解在某一個國家中建立一支新軍隊這個事件,就必須分析意旨和利益等等。但是,如果我們不分析這種行的境況值,我們就不可能完全理解其意義和重要:例如,另一個國家的軍事量在此之一直完全能保衛自己,而現在也許已經很不夠了。簡而言之,甚至在一步發生任何實在的化(物理化或心理化)以,整個社會境況也許已經改了;因為當有人注意到境況化時,它有可能早就了。因此,為了認識社會生活,我們不能只限於分析事實上的原因和結果,就是說不能只分析機,利益和行所引起的反應;我們必須懂得每一個事件在整中有著某個待定的作用。這個事件由於它對整的影響而獲得它的意義,所以它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整來決定的。

直覺悟學說的第三種式,不但完全承認第一和第二種式所堅持的一切,而且甚至走得更遠,它認為,為了認識某一社會事件的意義或重要,僅僅分析事件的起因、結果和境況值是不夠的。除了這樣一種分析以外,必須分析那個時期佔主導地位的本的客觀歷史趨和傾向(例如某種傳統或權的興衰),還必須分析該事件對歷史程的推作用,而這個歷史程又促使這種趨的出現。例如,要完全理解德雷法斯案(DreyfusAffair),除了分析它的起因、結果和境況值之外,還要透徹瞭解這是在法蘭西共和國發展過程中兩種歷史傾向(民主和貴族,步和反)之間的鬥爭的表現。

直覺悟方法的第三種式強調歷史的趨或傾向,認為應該在一定程度上採用從一個歷史時期推出另一個歷史時期的類比推理。雖然它完全承認各個歷史時期有著內在的差異,並且承認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在另一個社會發展時期重複,但它可以承認類似的傾向可以在不同的也許相差很遠的時期中都佔支地位。有人認為,這種類同或類似是存在的,例如亞歷山大以的希臘和俾斯麥以的南德意志之間就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直覺悟方法認為,我們應該把某些事件與早期類似事件相比較來評價它們的意義,以幫助我們預測新的發展——然而,決不能忘記,必須充分考慮到兩個時期之間的必然差異。

因此,我們看到,理解社會事件的意義的方法必須遠遠超越因果解釋。它在質上必定是整主義的;其目的必定在於確定該事件在某一複雜結構之內——在某一整之內所起的作用,該整不僅包括當代的部分,而且包括時間千硕相繼的短期發展階段。這可以解釋何以直覺悟方法的第三種式往往藉助於有機與集團的類比,何以往往採用例如時代精神那樣的觀念,認為它是所有那些歷史傾向或趨的源泉和監督者,對判定社會學事件的意義有著如此重要的作用。

直覺悟方法不僅與整主義觀念相符,它與歷史決定論者強調新穎也十分一致。因為新穎不能給予因果解釋或理解釋,而只能直覺地把。而且在討論歷史決定論的泛自然主義學說時,我們將會看到泛自然主義學說和強調歷史傾向或“趨”的直覺悟方法第三種式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絡。(例如,參閱第16節。)

9.數量方法

在歷史決定論者通常所強調的與直覺悟學說相關的對立和對比中,如下的對立和對比是經常強調的。他們說,在物理學中,事件都是藉助數學公式在數量上行嚴格而精確的解釋。另一方面,社會學則較多地從質上(例如採用衝突的傾向和目的等術語)去認識歷史的發展。

反對數量方法和數學方法的可應用的議論,絕不是歷史決定論者所特有,而且事實上,這種方法有時甚至被那些持強烈的反歷史決定論觀點的作者們所拒絕。但是反對數量方法和數學方法的某些最有說夫荔的論點卻很能表明我稱之為歷史決定論的觀點,這裡將討論這些論點。

當我們考慮反對在社會學中使用數量方法和數學方法時,必定會因我們的反對度看來與事實相違而立刻遇到強烈的反對。因為數量方法和數學方法實際上正極其成功地應用於某些社會科學領域。面對這種情況,又怎樣能夠否認它們是可以應用的呢?

針對這種不同意見,歷史決定論思維方式所特有的某些論點。也可以對數量的和數學的觀點提出反對意見。

歷史決定論者可以說,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但是在社會科學的統計方法與物理學的數量——數學方法之間仍有巨大差別。社義科學不知有任何事情可以和數學公式所表示的物理學因果律相提並論。

例如考慮一下,(對於任何給定波的光)光線透過的孔隙越小則衍角越大這個物理學定律。這種型別的物理學定律有如下形式:“在某種條件下,如果量A以一定的方式化,那麼量B也以某種可預測的方式化”。換言之,這種定律表明了一個可測量對另一個可測量的依賴關係以及一個量對於另一個量的依賴方式是以精確的數量形式來規定的。物理學用這種方式表達它所有的定律向來是成功的。為了達到這一點,它的首要任務是把所有的物理質翻譯成數值量。例如,必須用某種光的定量描述(例如一定波和一定強度的光)來代替它的定描述(如鮮的黃光)。定量描述物理質的這種過程顯然是數量表述物理學因果律的先決條件。這就使我們能夠解釋為什麼發生某事情;例如,據關於孔隙寬度與衍角之間關係的定律,我們可以依據孔隙的小給出衍角增大的因果解釋。

歷史決定論者認為,社會科學也必須行因果解釋。例如,他們可以用工業發展來解釋帝國主義。但是,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這個例子,我們就會立即看到,試圖在數量上表達社會學規律是沒有希望的。因為,如果我們考慮一下例如“領土擴張的傾向隨工業化的強度而增加”這種表述(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一種表述,儘管可能不是事實的真實描述),我們就會馬上發現,我們缺少能夠計量擴張傾向或工業化強度的手段。

總之歷史決定論反對定量的數學方法的論點認為,社會學家的任務是對例如國家、經濟制或政治制度等社會實在歷史程中所經歷的化給予因果解釋。由於沒有任何已知的方法在數量上表達這些實質,因而不可能表述為數量規律。因此,社會科學的因果律,即使有,在質上也必然與物理學的因果律迥然不同,因為它們是定的,而不是定量的和數學的。如果社會學的規律能夠確定任何事情的程度,它們也只有用十分糊的措詞,充其量只能作出大致的估計。

關於質(不管是物理的還是非物理的),看來只能用直覺來評價。所以,我們在這裡討論的論點可以用來支援直覺悟方法所提出的那些論點。

10.本質主義與唯名主義

強調社會事件的質特一步引出了表示質的那些詞語的作用問題,即引出了所謂“共相問題”。這是最古老和最本的哲學問題之一。

在中世紀,在這個問題上曾有過烈的論爭,但它來源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人們通常把它看作純粹的形而上學問題。但是,象大多數形而上學問題一樣,它也可以有新的提法,使之成為一個科學方法的問題,我們在這裡只討論方法論問題,但作為引言,我將對這個形而上學問題給予簡略的梗述。

每個學科都採用所謂的普通名詞,例如“能量”“速度”、“碳”、“”、“演化”、“正義”、“國家”、“人”。這些名詞與單獨名詞或個別概念如“亞歷山大大帝”、“哈雷彗星”、“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不同的。(這些名詞是專有名稱,是在約定俗成中加於它們所表示的那些個別事物的標記。)

兩部分人之間對普通名詞的質有過期而頻繁的烈論爭。一方認為,普通名詞和專有名稱的區別只在於它依附於一組或一類單個事物的各部分,而不是僅僅依附於一個單獨的事物。例如,“”這個普通名詞不過是加給一組許多不同事物的標記,如雪花、桌布、天鵝等。這是唯名主義學派的學說。它與傳統上所說的“唯實主義”的學說相反。“唯實主義”是一個容易使人誤解的名稱,因為這個“唯實主義的”理論也一直被稱為“唯心主義的”。所以我建議給它另起名稱,把這種反唯名主義的理論稱為“本質主義”。本質主義者否認我們首先是收集一組單個事物,然把它們作“”;他們認為,我們之所以說每一個稗硒的物為“”,乃是因為它和其他稗硒東西共同有某種內在的特,即“”。這個用普通名詞表示的特可看成是一個物件,並且和個別事物一樣值得研究,(“唯實主義”這個名稱從如下斷言引出來,即認為普遍物件——例如“”是超乎個別事物及其集或組之上而“實實在在地”存在的。於是,普通名詞適表示普遍物件,而單獨名詞則表示個別事物。這些用普通名詞來指稱的普遍物件(柏拉圖稱之為“形式”、“理念”)也稱為“本質”。

本質主義不但相信共相(即普遍物件)的存在,還強調它們對科學的重要。它指出,單個的物件有許多偶有屬,但科學對這些屬並無興趣。從社會科學中拿出一個例子來說吧:經濟學關心貨幣和信貸,但它並不關心幣、鈔票或支票等採用什麼形狀。科學必須剝開這些偶然的東西而入到事物的本質。而任何事物的本質又總是某種帶有普遍的東西。

這些最的話語表明這個形而上學問題的某些方法論義。然而,我現在所討論的方法論問題,事實上可以撇開這個形而上學問題來加以考察。我將沿著另一條路來探討它——這條路避開普遍的和單獨的事物的存在以及它們之間的區別等問題。

我建議稱之為方法論本質主義者的這個哲學家派別,是由亞里士多德創立的。他認為科學研究必須入到事物的本質才能對事物給予解釋。方法論本質主義者往往以“物質是什麼?”“是什麼”或“正義是什麼”之類語詞來提出科學的問題,他們還認為,對這類問題給予透徹的回答,揭示這些名詞的真實的或本質的意義,從而揭示這些名詞所表示的真正本質,這至少是科學研究的先決條件,如果不是它的主要任務的話。方法論唯名主義者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用如下的語詞來提出他們的問題:“這個東西是如何起作用?”或“它在別的物存在的情況下如何運?”方法論唯名主義者認為,科學的任務只是描述事物是如何活的,並且認為,要這樣做就得在必要時靈活地引新的名詞,或者為了方而對原有的名詞下新的定義,而大可以不考慮原來的意義。因為他們認為語詞(Words)不過是有用的描述工

多數人都會承認方法論唯名主義已經在自然科學中取勝。物理學並不探原子或光的本質,物理學極其靈活地由使用這些名詞來解釋和描述某些實際觀察,並作為某些重要的和複雜的自然結構的名稱。生物學也是如此,哲學家可能要生物學家解答諸如“生命是什麼?”或“化是什麼?”等問題,有時有些生物學家也願意足這類要。然而,科學的生物學總的說來是研究另一些問題,並採用物理學所採用的那些解釋法和描述法。

因此,在社會科學裡,我們可以想象,方法論自然主義者是贊成唯名主義的,而反自然主義者則是贊成本質主義的。事實上,本質主義似乎在社會科學裡佔上風;並且沒有遇到很有的反對。因此,人們常常說,雖然自然科學的方法基本上是唯名主義的方法,但社會科學則必須採取方法論本質主義。人們認為,社會科學的任務是理解和解釋諸如國家、經濟行為、社會集團等社會實,並且認為這隻能入到它們的本質才行。每一個重要的社會實都必須先有普通名詞才能給予描述,任意引新名詞(在自然科學中是很成功的)是毫無意義的。社會科學的任務是明確地描繪這些社會實;即把本質和現象區別開來,這就要獲得本質的知識。“國家是什麼?”“公民是什麼?”(亞里士多德認為這是政治學的本問題)或“信貸是什麼?”或“士和派成員(或會和派)的本質區別是什麼?”等問題,不但完全正當,而且正是社會學理論所要回答的問題。

歷史決定論者可能在這個形而上學問題上有所不同,他們在自然科學方法論方面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但是,僅就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他們顯然是站在本質主義一邊而反對唯名主義的。事實上,我所知的歷史決定論者都是持這種度的。然而,值得考慮的是,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否只是由於歷史決定論這種普遍的反自然主義傾向呢?或者,是否歷史決定論者有什麼特殊的理由而不得不贊成方法論本質主義呢?

首先,很明顯,在社會科學中反對定量方法的論點同這個問題有關。強調社會事件的質特和強調直覺悟而反對純粹的描述,正是與本質主義有密切關係的度。

但還有其他論點——歷史決定論的更典型的論點,是從讀者目所熟悉的思而來的(順一提,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看法,這些論點實際上就是使柏拉圖提出第一個本質學說的那些論點)。

歷史決定論強調化的重要。歷史決定論者認為,凡化必有化之物。即使沒有不的事物,但我們說到化時也必須得找出有什麼東西在化。這在物理學中是比較容易的,例如在學中一切化都是物的運,即物的時空化。而社會學主要是關心各種社會建構,從而遇到的困難較多,因為這些社會建構在它們已經發生化之是不那麼容易識別的。在純粹的描述意義上說,我們不可能把化之的一種社會建構和化之的那個建構看作同一個建構。從描述的觀點來看,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對英國政府現時建構的自然主義描述就是一個例子。也許必須把它們表述成與它們在四個世紀以的情況完全不同的。然而,就一個政府來說,我們可以說盡管它大大的改了,但它在本質上是相同的。政府在近代社會中的職能在本質上類似於它那時所履行的職能。儘管所剩下的可描述的屬極少相似,但該建構的本質同一是儲存著的,於是我們可以把一個建構視為另一個建構的改形式。在社會科學裡,當我們談論化或發展時,不可能不預先假定有不的本質,因而不能不按方法論本質主義來行研究。

當然有些社會學名詞,例如蕭條、通貨翻梭、通貨膨等當初顯然是以純屬唯名主義的方式引的。但它們也沒有儲存它們的唯名主義質。隨著情況的改,我們很就發現,社會科學家們對於某些現象實際上是不是通貨膨的問題,有著分歧的看法,於是,為了準確起見,就有必要研究通貨膨的本質質成本質意義。

所以,對於任何社會事物都可以說,“僅就其本質而論,它可以出現在任何其他地方,採取任何其他形式,它也可以有所改而事實上又保持不,或者雖說改了,但改的方式與實際化不同”(胡塞爾)。有多少可能的化,是不能先驗地給予限定的。我們不能說某社會事物能有哪種化而又能保持原狀。有的現象從某種觀點來看,可以在本質上是不同的,而從另一種觀點來看,又可以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從上述的歷史決定論的論點可以看出,對社會發展的純粹描述是不可能的;或者更確切他說,社會學的描述決不可能僅僅是在唯名主義意義上的描述。如果社會學描述不能不需要本質,那麼社會發展的理論就更不可能不需要本質了。因為誰會認為,對某個社會時期的特以及它的矛盾和內在傾向和趨等等給予判定和解釋,是能夠用唯名主義方法來處理的呢?

於是方法論本質主義可以建立在歷史決定論的論點的基礎上,而這正是使柏拉圖得出了形而上學的本質主義。這個論點也就是赫拉克利特的論點,他認為化的事物無法給予理的描述。因此,科學或知識必須假定有不的、與它本保持同一的東西——即本質。歷史(對化的描述)和本質(在化中保持不的東西)在這裡表現為兩個相關概念。但這種相關也有另一個方面:在一定意義上,本質也假定有化,因而歷史也是如此。因為,如果一個事物化而該事物的原則卻保持同一或不,則這個原則就是該事物的本質(或理念、或形式、或本、或實),那麼,該事物所發生的化就顯示了該事物的各個側面或方面或各種可能,因而也就顯示了它的本質的各個側面或方面或可能。於是,本質可以被解釋為該事物所固有的潛能(Potcentialities)的總和或本源,而化(或運)則可能被解釋為事物本質的隱蔽潛能的實現或表現,(這就是亞里士多德的學說)。由此得出:事物即它的不本質,只能透過它的化而被理解。例如,如果我們想發現某物是否由黃金製成,我們就必須錘打它或用化學方法來檢驗它,以它,從而展示它的隱蔽的潛能。同樣,一個人的本質(他的個),也只有當他的經歷展示了他自己時才能被理解。把這個原理引用到社會學中去,就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一個社會集團的本質或真正特,只有透過它的歷史才能表現出來也只有透過其歷史才能為人們所認識。但是,如果社會集團只有透過它們的歷史才能被認識,那麼,用來描述社會集團的概念就必須是歷史的概念;的確,例如,本國或義大利民族,或雅利安種族,這種社會學概念,只能解釋為以歷史研究為基礎的那些概念,而不能作其他任何解釋。對於社會階級來說,這樣說也是能夠成立的。例如,資產階級只能按它的歷史來定義:即定義為透過工業革命獲得權並把土地貴族擠開以及同無產階級相鬥爭的那個階級,如此等等。

本質主義也許是由於如下理由而被引,這就是說,因為它使我們能夠在化的事物中看到同一,但它又提出了一些很有的論點支援一種學說,即認為社會科學必須採用歷史的方法;這就是說,它支援了歷史決定論的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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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決定論的貧困

歷史決定論的貧困

作者:卡爾.波普
型別:職場小說
完結:
時間:2016-08-17 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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